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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后，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即将启幕的"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意义重大、使命非凡，《建议》则已为这未来五年发展绘就蓝图，其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远景，更有关系每个人的民生大小事。新京报评论部推出"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专栏，陆续刊发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10 月 28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
《建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其中，"超常规"一词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也颇值得深入解读。
为何要采取"超常规"手段？
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攻关突破，为什么要采取"超常规"手段呢？一方面，这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所要求的。
过去在"全球化"思维下，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几个主要角色美国、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德国、中国台湾等，各自发挥特长、各有特色分工，从而达到全球生产成本的最优化。
2018 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一直把从供应链着手制裁中国作为关键手段，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不断拉长，包括从出口范围到交易对象的限制。
截至 2024 年年末，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四类清单的中国实体共 1136 个，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科技类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由此给中国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带来严重问题。
比如，长江存储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供应商之一，过去对西方进口设备依赖度高达 80% 以上，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后，全球市场份额大幅下滑；华为是美国技术出口限制最严苛的企业之一，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增速下滑。
尤其是《建议》所列举的几个领域，都是我国对外依赖严重，而产业规模很大的行业。比如，2024 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 3857.9 亿美元，自给率仅为 20% 左右，集成电路涉及手机、家电、汽车等方方面面，一旦断供对经济影响极大。
而据 2020 年发布的《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仅为 5%，95% 则需依赖进口；2024 年，我国医药产品进口额 914.1 亿美元，先进药物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所以，实施超常规科研攻关，既是中国保持正常发展节奏的必要之举，也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塑造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我国最近 10 年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技术研发都有了长足进展，已经具备突破常规、冲刺尖端科技的条件了。
比如，2024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达到 4960 亿美元，约占全球总支出的 18% 左右；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3 年度《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显示，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 2500 家公司中，中国为 679 家。
2024 年，自然指数涵盖的 145 个顶级期刊论文，中国贡献份额为 32122，远远超过位列第二名美国的 22083。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4 年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为 70160 件，超过美国的 54087 件。
数据表明，尽管中美科技竞争力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具备了在核心领域更上一层楼的力量了。
如何才能实现"超常规"目的？
那么，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发挥举国优势，实现超常规的核心科技攻关呢？这首先就需要加强基础科研，加快教育改革，提升研发人才的创新能力。
尽管目前中国的 SCI 论文已经远超美国，但在基础科研方面还是落后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2023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在十一大基础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中，中国只在农学、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超越了美国，其他都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医学、数学、物理学方面，美国的占比为 53.9%，而中国为 24.2%。
另外，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约 61 万，而美国仅为 17.8 万。但从实际看，那些颠覆式创新仍然主要源自美国。这跟重技术、轻基础科学，重论文、轻创新的氛围有很大关系。
在最近的相关调研中，深圳、上海一些独角兽企业创始人反映，现在高学历者过剩，但真正有创新力的凤毛麟角。这是制约科研突破的一个重要瓶颈。
其次，要发挥好国家的引导示范作用。在科研组织活动中，尽管企业是最高效主体，但仍旧离不开发挥国家在顶层的引导、鼓励作用，这样才能弥补市场自我资源配置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举国体制是中国的特有优势，可以快速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现在西方在新兴科技领域，为了应对中国的赶超，也在或多或少地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不过，发挥好举国体制的前提是如何理解好举国体制。我们的举国体制应像经济上的宏观调控一样，重点放在顶层规划、政策激励、经费调拨、项目监督考核等方面，而非是完全包办科研，尤其要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研发。
再者，要重视企业的关键主体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最懂得市场的需求，也最有创新的动力，现在的大型企业组织还具有聚合科研资源的能力。
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把科研从企业活动中剥离出来，国营院所负责研发、企业负责生产。这种模式，导致研发质量低、转化周期长。
像苏联虽然几乎与美国同步发明了移动电话、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但因为这是国家行为，而企业参与性不足，导致只有强大科研，而无强大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竞争力的本质提升，核心在于诞生了一批具有强大科研组织和转化能力的企业群体，很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都达到了 15% 以上。这是中国式崛起，与苏联式崛起的本质不同。未来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的技术突破仍依赖于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总之，科研是各类元素组成的生态，并且遵循的是短板理论，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乃至金融机构、各类服务组织的作用，才能构建一个强大的原创性生态，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而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科研创新积累的过程来看北京股票配资官方网站查询，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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